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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和林艺结婚半年,母亲忽然脑梗。半夜,幸亏我听见她房间电视一直响着,想去替她关掉,进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嘴角流下白沫,无意识地挣扎。
抢救过来后,母亲记忆变差,同样的问题会反复问,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没有钱请护工,只好辞了工作,回家打理饭馆,这样可以照看母亲。
厨房永远响的漏水声,油腻的地板,擦不干净的灶台,我机械地去熟悉这些。有天喝醉的客人闹事,不愿意结账,还掀翻了桌子。客人把我按在地上,非说讹了他钱,我的衣服沾满他的呕吐物。
母亲像孩子一样大哭,我奋力翻身,冲到柜台,母亲小便失禁,尿在了椅子上。我一边抱住她,一边微笑着对客人说:“你们走吧,这顿我请。”
深夜我收拾凌乱的饭馆,林艺站在门口。我不敢望向她,不敢面对妻子眼中的绝望。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发出细微的声响,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不是林艺离开我的倒计时。
又过半年,林艺提出离婚。她没有等我回答,直接离开了燕子巷。
我原本就在深渊,没有更低的地方下坠。我明明知道早就应该同意她的要求,可拥有她的岁月,就像穹顶垂落的星光,是仅剩的让我抬头的理由。
林艺无法忍受的生活,注定是我的余生。
人活着为了什么?做不擅长的事,接受不乐意的批评,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挣他们一点钱,让自己多活下去一天。
我依旧要和人们打交道,在他们眼中,我过得很正常,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饭馆老板。
某个夜晚,我洗好碗,放进抽屉,推进去的时候卡住了。我拉开重新推,还是推不进去。再次拉开,用力推,反复推,疯子一样拉,推,拉,推,歇斯底里,直到用尽全力地踹一脚,抽屉内发出碗碟破碎的声音。
我知道自己也碎了。
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抑郁严重,配了些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和劳拉西泮。我吃吃停停,情绪越来越糟糕。压抑是有实质的,从躯壳到内脏,密不透风地包裹,药物仅仅像缝隙里挤进去的一滴水,浇不灭深幽的火焰。
时间治愈不了一切,它只把泥泞日复一日地堆积。母亲坐在轮椅上,抱着铁盒,身子侧靠柜台,眼睛没有焦点,偶尔仿佛睡梦中惊醒,喊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母亲问:“儿子呢?”
我说:“在这里在这里。”
母亲问:“儿子什么时候结婚?”
我说:“结过了结过了。”
母亲说:“我要等到儿子结婚,我要等到儿子长大……”
她低低地咕哝,紧紧抱住铁盒,那里面是一份她的人寿保险。
2
当雨丝打在脸上,我以为人死了以后依然有触觉。仰面平躺在长椅上,视野里夜空和树枝互相编织,头疼欲裂。翻身坐起,脚下踢翻几个丁零当啷的啤酒罐。
我迷迷糊糊记得吞了整瓶安眠药,大部分的记忆有点碎裂,断片了。掏出手机一看,五点没到,估计昏睡了几小时,从头到脚都是宿醉的反应。
干呕几声,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头晕目眩,扶着树晃晃脑袋,才清楚认识到一个问题——我没死成。
我强撑着弯腰,捡起啤酒罐,丢进垃圾桶,摇摇晃晃走回住院部,摸到自己病床,倒头就睡。今天一定要死掉的,妥妥死掉,但先让我再睡一会儿,宿醉的脑子太混沌,想不出一种新的死法。
这一觉睡得非常漫长,梦里有个熟悉的声音一直哼着一首歌。
I don't live in a dream.[1]
I don't live in a dream.
I don't live in a dream.
洁白的面庞,长长的睫毛,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林艺小心翼翼夹起一片笋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再次醒来,直直对上护士充满嫌弃的脸。
除了头疼,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傻傻望着气冲冲的护士。她递过一瓶水,冷冷地说:“住院三天,喝了三天,你跑医院蹦迪来了?”
我按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艰难回答:“腿断了,蹦不起来。”
护士抱起被子,下了逐客令:“三天到了,你可以走了。”
我左右张望,随口问了句:“隔壁床的大爷呢?”
护士似笑非笑地说:“早上出的院,你亲自送的他,忘了?”
我拼命回忆,脑海全无印象。“真的?”
护士一脸幸灾乐祸。“当然是真的,人家儿女终于商量好接老父亲回家,结果你哭得天崩地裂,跪在车前不让他们走。”
我呆呆地又问一遍:“真的?”
护士点头:“你还威胁他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要是对丁大爷不好,就会被天打五雷轰。”
我不想听了:“这话说得也没错……”
护士接着说:“然后你就一巴掌劈向路灯,还好没骨折,不然你又要赖三天。”
怪不得左手隐隐作痛,我看看红肿的小指,坐在病床上有点恍惚。
护士知道我断片了,犹豫了下,说:“丁大爷让我转告,说谢谢你,让你好好活下去。”她叹口气,说:“心里难受的话,多出去走走。”
3
我没死成,那么何处可去。
无处可去。
房子卖了,病床到期,林艺还在等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淋雨穿过草地,浑身湿透,在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小面包车,一头钻进。我脱掉湿漉漉的外套,从副驾扯过来被子盖上。被子是平常母亲坐车用的,因为送外卖不放心把她单独留在饭馆。
车窗一大半破裂,雨丝凌乱飘入。手机响了,显示林艺的名字。我丢开手机,拧转车钥匙,破损不堪的面包车喘着粗气,惨烈地震动几下,启动了。
绕开有交警的马路,快要垮塌的面包车沿途引来惊奇的目光,我漠然前行。
路上我想,怎么会选择在医院结束生命?
昨晚原本打算吃完整瓶安眠药,静静地死在医院。圣洁的白衣天使见惯生死,想必能妥善处理我的遗体。
现在回顾,这计划遍布漏洞。首先,我被抢救回来的概率太大,结果不用抢救,自己居然可以苏醒。
其次,医院不欠我的。不能因为别人可以这么做,你就得寸进尺,他们不欠你的,可以这么做不代表应该这么做。
一路胡思乱想,开到了湖边。
我平静地坐在车里,车头对着雨中的湖面。面包车是林艺出主意买的,二手。接手饭馆之后,生意冷清,林艺和我买了这辆面包车,拆除后座,装了吧台和柜子。
我们做好盒饭,开车到学校或者居民区,像个小小的流动餐厅。
母亲没有自理能力,就坐在副驾,系好安全带。林艺坐在后排,轻轻哼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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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林艺结婚半年,母亲忽然脑梗。半夜,幸亏我听见她房间电视一直响着,想去替她关掉,进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嘴角流下白沫,无意识地挣扎。
抢救过来后,母亲记忆变差,同样的问题会反复问,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没有钱请护工,只好辞了工作,回家打理饭馆,这样可以照看母亲。
厨房永远响的漏水声,油腻的地板,擦不干净的灶台,我机械地去熟悉这些。有天喝醉的客人闹事,不愿意结账,还掀翻了桌子。客人把我按在地上,非说讹了他钱,我的衣服沾满他的呕吐物。
母亲像孩子一样大哭,我奋力翻身,冲到柜台,母亲小便失禁,尿在了椅子上。我一边抱住她,一边微笑着对客人说:“你们走吧,这顿我请。”
深夜我收拾凌乱的饭馆,林艺站在门口。我不敢望向她,不敢面对妻子眼中的绝望。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发出细微的声响,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不是林艺离开我的倒计时。
又过半年,林艺提出离婚。她没有等我回答,直接离开了燕子巷。
我原本就在深渊,没有更低的地方下坠。我明明知道早就应该同意她的要求,可拥有她的岁月,就像穹顶垂落的星光,是仅剩的让我抬头的理由。
林艺无法忍受的生活,注定是我的余生。
人活着为了什么?做不擅长的事,接受不乐意的批评,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挣他们一点钱,让自己多活下去一天。
我依旧要和人们打交道,在他们眼中,我过得很正常,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饭馆老板。
某个夜晚,我洗好碗,放进抽屉,推进去的时候卡住了。我拉开重新推,还是推不进去。再次拉开,用力推,反复推,疯子一样拉,推,拉,推,歇斯底里,直到用尽全力地踹一脚,抽屉内发出碗碟破碎的声音。
我知道自己也碎了。
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抑郁严重,配了些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和劳拉西泮。我吃吃停停,情绪越来越糟糕。压抑是有实质的,从躯壳到内脏,密不透风地包裹,药物仅仅像缝隙里挤进去的一滴水,浇不灭深幽的火焰。
时间治愈不了一切,它只把泥泞日复一日地堆积。母亲坐在轮椅上,抱着铁盒,身子侧靠柜台,眼睛没有焦点,偶尔仿佛睡梦中惊醒,喊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母亲问:“儿子呢?”
我说:“在这里在这里。”
母亲问:“儿子什么时候结婚?”
我说:“结过了结过了。”
母亲说:“我要等到儿子结婚,我要等到儿子长大……”
她低低地咕哝,紧紧抱住铁盒,那里面是一份她的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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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雨丝打在脸上,我以为人死了以后依然有触觉。仰面平躺在长椅上,视野里夜空和树枝互相编织,头疼欲裂。翻身坐起,脚下踢翻几个丁零当啷的啤酒罐。
我迷迷糊糊记得吞了整瓶安眠药,大部分的记忆有点碎裂,断片了。掏出手机一看,五点没到,估计昏睡了几小时,从头到脚都是宿醉的反应。
干呕几声,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头晕目眩,扶着树晃晃脑袋,才清楚认识到一个问题——我没死成。
我强撑着弯腰,捡起啤酒罐,丢进垃圾桶,摇摇晃晃走回住院部,摸到自己病床,倒头就睡。今天一定要死掉的,妥妥死掉,但先让我再睡一会儿,宿醉的脑子太混沌,想不出一种新的死法。
这一觉睡得非常漫长,梦里有个熟悉的声音一直哼着一首歌。
I don't live in a dream.[1]
I don't live in a dream.
I don't live in a dream.
洁白的面庞,长长的睫毛,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林艺小心翼翼夹起一片笋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再次醒来,直直对上护士充满嫌弃的脸。
除了头疼,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傻傻望着气冲冲的护士。她递过一瓶水,冷冷地说:“住院三天,喝了三天,你跑医院蹦迪来了?”
我按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艰难回答:“腿断了,蹦不起来。”
护士抱起被子,下了逐客令:“三天到了,你可以走了。”
我左右张望,随口问了句:“隔壁床的大爷呢?”
护士似笑非笑地说:“早上出的院,你亲自送的他,忘了?”
我拼命回忆,脑海全无印象。“真的?”
护士一脸幸灾乐祸。“当然是真的,人家儿女终于商量好接老父亲回家,结果你哭得天崩地裂,跪在车前不让他们走。”
我呆呆地又问一遍:“真的?”
护士点头:“你还威胁他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要是对丁大爷不好,就会被天打五雷轰。”
我不想听了:“这话说得也没错……”
护士接着说:“然后你就一巴掌劈向路灯,还好没骨折,不然你又要赖三天。”
怪不得左手隐隐作痛,我看看红肿的小指,坐在病床上有点恍惚。
护士知道我断片了,犹豫了下,说:“丁大爷让我转告,说谢谢你,让你好好活下去。”她叹口气,说:“心里难受的话,多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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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死成,那么何处可去。
无处可去。
房子卖了,病床到期,林艺还在等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淋雨穿过草地,浑身湿透,在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小面包车,一头钻进。我脱掉湿漉漉的外套,从副驾扯过来被子盖上。被子是平常母亲坐车用的,因为送外卖不放心把她单独留在饭馆。
车窗一大半破裂,雨丝凌乱飘入。手机响了,显示林艺的名字。我丢开手机,拧转车钥匙,破损不堪的面包车喘着粗气,惨烈地震动几下,启动了。
绕开有交警的马路,快要垮塌的面包车沿途引来惊奇的目光,我漠然前行。
路上我想,怎么会选择在医院结束生命?
昨晚原本打算吃完整瓶安眠药,静静地死在医院。圣洁的白衣天使见惯生死,想必能妥善处理我的遗体。
现在回顾,这计划遍布漏洞。首先,我被抢救回来的概率太大,结果不用抢救,自己居然可以苏醒。
其次,医院不欠我的。不能因为别人可以这么做,你就得寸进尺,他们不欠你的,可以这么做不代表应该这么做。
一路胡思乱想,开到了湖边。
我平静地坐在车里,车头对着雨中的湖面。面包车是林艺出主意买的,二手。接手饭馆之后,生意冷清,林艺和我买了这辆面包车,拆除后座,装了吧台和柜子。
我们做好盒饭,开车到学校或者居民区,像个小小的流动餐厅。
母亲没有自理能力,就坐在副驾,系好安全带。林艺坐在后排,轻轻哼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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