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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楚元和容闳的这一次的谈话并不愉快,双方都有些不满。
胡楚元很清楚。
他知道,从一开始,容闳负责担任留学事务局副职就是一个错误,理想主义的人往往会办出一些错事,人们通常不会责怪他们,只会去怪另一边的人。
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假如容闳很慎重,很务实的对待此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事实上,留学生们和吴嘉善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吴嘉善其实也不止一次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禀奏这些学生的“恶行”,甚至连陈兰彬也对学生们充满了失望。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只培养出一群剪掉了辫子,完全洋化的,不受管教的新洋人,这是清朝廷官员完全无法忍受的事情。
《申报》此后对这些学生的批评,大体就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随后的几天,胡楚元在伍家的帮助下,秘密而顺利的在马萨诸塞州的州法院通过移民申请,也成了一个美籍华人,并在汉华银行设立了自己的第二个私募基金——国瑞基金,并将自己持有的42%的万旗洋行股份保留在国瑞基金名下。
这一次,他在美国不会有较大的动作,只是为以后投资美国打一个基础,认识一些人。
办理着这些事的同时,他也在尽力的收集留学生们的信息。
贴近事实,设身处地的去考虑问题,胡楚元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两个方面,一是尽力想办法管束住学生们,别让他们继续如此“激进”,二是准备后路,实在不行就靠他的资金垫后。
单纯只是换掉吴嘉善很容易,可又有什么用呢?
贿赂还是有点用的。
胡楚元很快就前往华盛顿会见了清朝廷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及留学事务局的督学吴嘉善,各送了一些重礼,联络感情,并为他们和留学生、容闳居中调解。
对于留学生们,他设立一个胡光墉助学基金,给每个学生提供额外的每月二十美元的生活费。
花费了很多口舌,想了不少办法,他总算是将自爱会建立起来,也要求学生们尽力选择一些工科专业,如果因为理工科的成绩先天不足,难以考取那些工科学院,那就先在其他大学就读,逐步转学到他们正在筹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这件事比他事先想象的要麻烦很多,但终究是在他能力范围内。
在美国逗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一直都在努力的协调双方,特别是通过私底下的“私交”,和陈兰彬、吴嘉善达成了一致,至少要先让为期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实施完,让这些留学生读完大学。
个别较为激进的学生,可以取消官派资格,提前送回福州船政学堂,在学堂中继续完成学业——这个提议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缓冲。
胡楚元很清楚,陈兰彬和吴嘉善最大的忧虑还是怕朝廷责怪,万一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不是朝廷期待的那样,他们又没有有效的管束,如实的禀告,最后的责任恐怕都要在他们身上。
有了胡楚元和福州船政学堂的支持,情况就好多了,实在是太刺头,他们也可以立刻遣送回国,交给胡楚元处置。
时间过的很快,一晃就到了1880年的元旦。
忙忙碌碌的暂时处理了留学危机,胡楚元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根本超出了他能力之外的事情——排华风波。
在这件事上,他和容闳、陈兰彬都保持着很高度的一致,那就是要尽力的抗争。
不过,胡楚元的办法比较独特,他的想法是曲线救国,光靠清朝廷的抗议是没有用的,意义不大,得想办法通过全美华人协会对浸信会、长老会进行捐助,并想办法通过罗素家族,和一部分的媒体取得更为紧密的联系。
慢慢想办法吧。
真正的胜负手是要由全美华人协会代表所有华工控告美国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整个事情要秘密的办理,即使告不下来,也要让共和党感到忌惮。
当然,对于共和党内部的那些大佬,也要通过前总统格兰特,以及政治献金的方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如果《排华法案》必然会通过,那就尽可能的降低威胁。
等到了1880年1月中旬,胡楚元才离开美国,重新回到英国。
这一次,他直接选择前往伦敦。
伦敦,世界著名的雾都,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叶。
因为雾气太重,弥漫着整个城市和港口,泰昌号都不得不在港口外停留了两个小时,才在中午时分缓缓驶入港口。
在美期间,胡楚元一直通过电报和rs巴特菲尔德、叶富、吴德章联系着各种信息。
在他抵达伦敦的前三天,大家就陆续抵达伦敦汇合。
这一次,胡楚元没有再租住在郊区,而是在伦敦河岸街特拉法加广场和罗森伯兰大道交界处买下了一栋名为伯利兹府的贵族府邸,在十八世纪中叶曾是某位伯爵的住宅。
在大量的英国贵族从河岸街迁居到西城区后,府邸被出售给商人改建成旅馆,由于商人投资失败,这栋物产再次被拍卖,几经周转,胡楚元以二十一万英镑的高昂价格得到了它。
即使是在伦敦,二十一万英镑也是非常惊人的一笔钱。
这是一栋歌德复兴式的建筑,由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师克里斯多夫-雷恩爵士设计,整体特点接近于牛津大学的汤姆堡,完工于1732年,有一百多个房间,中央的穹顶圆塔高35.6米,可以一览整个伦敦的大部分风景——如果伦敦的雾不是很大的话。
在胡楚元抵达伦敦之前,叶富等人就已经住了进去。
事实上,胡楚元就是要炫耀财富,还只是一个开始。
乘坐自己的马车进入伯利兹府,胡楚元一下车就看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除了一个四旬开外的外国人,其余都是些不足三十岁的青年,穿着长袍马褂。
叶富和郑锡泰负责到港口接人,邓世昌和吴德章等人就留在府邸中等待,一见到胡楚元,大家纷纷展开笑颜迎上来。
“提调大人!”
“提调大人,一路可好啊!!”
大家拱手打着招呼,叶富则更为慎重的将那位四旬多的外国人介绍给胡楚元,原来,这个人就是福州船政衙门的前任总监督,也是学堂前任总教官的曰意格。
这是一个过早就开始谢顶的法国人,身形消瘦,留着浓浓的胡须,绿眼睛里有着老练而友善的光芒。回到法国之后,他仍在继续为船政衙门办事,负责船政学员在法国的留学事宜。
因为他在船政衙门有着很不错的名声和影响力,胡楚元很尊... -->>
胡楚元和容闳的这一次的谈话并不愉快,双方都有些不满。
胡楚元很清楚。
他知道,从一开始,容闳负责担任留学事务局副职就是一个错误,理想主义的人往往会办出一些错事,人们通常不会责怪他们,只会去怪另一边的人。
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假如容闳很慎重,很务实的对待此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事实上,留学生们和吴嘉善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吴嘉善其实也不止一次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禀奏这些学生的“恶行”,甚至连陈兰彬也对学生们充满了失望。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只培养出一群剪掉了辫子,完全洋化的,不受管教的新洋人,这是清朝廷官员完全无法忍受的事情。
《申报》此后对这些学生的批评,大体就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随后的几天,胡楚元在伍家的帮助下,秘密而顺利的在马萨诸塞州的州法院通过移民申请,也成了一个美籍华人,并在汉华银行设立了自己的第二个私募基金——国瑞基金,并将自己持有的42%的万旗洋行股份保留在国瑞基金名下。
这一次,他在美国不会有较大的动作,只是为以后投资美国打一个基础,认识一些人。
办理着这些事的同时,他也在尽力的收集留学生们的信息。
贴近事实,设身处地的去考虑问题,胡楚元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两个方面,一是尽力想办法管束住学生们,别让他们继续如此“激进”,二是准备后路,实在不行就靠他的资金垫后。
单纯只是换掉吴嘉善很容易,可又有什么用呢?
贿赂还是有点用的。
胡楚元很快就前往华盛顿会见了清朝廷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及留学事务局的督学吴嘉善,各送了一些重礼,联络感情,并为他们和留学生、容闳居中调解。
对于留学生们,他设立一个胡光墉助学基金,给每个学生提供额外的每月二十美元的生活费。
花费了很多口舌,想了不少办法,他总算是将自爱会建立起来,也要求学生们尽力选择一些工科专业,如果因为理工科的成绩先天不足,难以考取那些工科学院,那就先在其他大学就读,逐步转学到他们正在筹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这件事比他事先想象的要麻烦很多,但终究是在他能力范围内。
在美国逗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一直都在努力的协调双方,特别是通过私底下的“私交”,和陈兰彬、吴嘉善达成了一致,至少要先让为期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实施完,让这些留学生读完大学。
个别较为激进的学生,可以取消官派资格,提前送回福州船政学堂,在学堂中继续完成学业——这个提议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缓冲。
胡楚元很清楚,陈兰彬和吴嘉善最大的忧虑还是怕朝廷责怪,万一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不是朝廷期待的那样,他们又没有有效的管束,如实的禀告,最后的责任恐怕都要在他们身上。
有了胡楚元和福州船政学堂的支持,情况就好多了,实在是太刺头,他们也可以立刻遣送回国,交给胡楚元处置。
时间过的很快,一晃就到了1880年的元旦。
忙忙碌碌的暂时处理了留学危机,胡楚元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根本超出了他能力之外的事情——排华风波。
在这件事上,他和容闳、陈兰彬都保持着很高度的一致,那就是要尽力的抗争。
不过,胡楚元的办法比较独特,他的想法是曲线救国,光靠清朝廷的抗议是没有用的,意义不大,得想办法通过全美华人协会对浸信会、长老会进行捐助,并想办法通过罗素家族,和一部分的媒体取得更为紧密的联系。
慢慢想办法吧。
真正的胜负手是要由全美华人协会代表所有华工控告美国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整个事情要秘密的办理,即使告不下来,也要让共和党感到忌惮。
当然,对于共和党内部的那些大佬,也要通过前总统格兰特,以及政治献金的方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如果《排华法案》必然会通过,那就尽可能的降低威胁。
等到了1880年1月中旬,胡楚元才离开美国,重新回到英国。
这一次,他直接选择前往伦敦。
伦敦,世界著名的雾都,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叶。
因为雾气太重,弥漫着整个城市和港口,泰昌号都不得不在港口外停留了两个小时,才在中午时分缓缓驶入港口。
在美期间,胡楚元一直通过电报和rs巴特菲尔德、叶富、吴德章联系着各种信息。
在他抵达伦敦的前三天,大家就陆续抵达伦敦汇合。
这一次,胡楚元没有再租住在郊区,而是在伦敦河岸街特拉法加广场和罗森伯兰大道交界处买下了一栋名为伯利兹府的贵族府邸,在十八世纪中叶曾是某位伯爵的住宅。
在大量的英国贵族从河岸街迁居到西城区后,府邸被出售给商人改建成旅馆,由于商人投资失败,这栋物产再次被拍卖,几经周转,胡楚元以二十一万英镑的高昂价格得到了它。
即使是在伦敦,二十一万英镑也是非常惊人的一笔钱。
这是一栋歌德复兴式的建筑,由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师克里斯多夫-雷恩爵士设计,整体特点接近于牛津大学的汤姆堡,完工于1732年,有一百多个房间,中央的穹顶圆塔高35.6米,可以一览整个伦敦的大部分风景——如果伦敦的雾不是很大的话。
在胡楚元抵达伦敦之前,叶富等人就已经住了进去。
事实上,胡楚元就是要炫耀财富,还只是一个开始。
乘坐自己的马车进入伯利兹府,胡楚元一下车就看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除了一个四旬开外的外国人,其余都是些不足三十岁的青年,穿着长袍马褂。
叶富和郑锡泰负责到港口接人,邓世昌和吴德章等人就留在府邸中等待,一见到胡楚元,大家纷纷展开笑颜迎上来。
“提调大人!”
“提调大人,一路可好啊!!”
大家拱手打着招呼,叶富则更为慎重的将那位四旬多的外国人介绍给胡楚元,原来,这个人就是福州船政衙门的前任总监督,也是学堂前任总教官的曰意格。
这是一个过早就开始谢顶的法国人,身形消瘦,留着浓浓的胡须,绿眼睛里有着老练而友善的光芒。回到法国之后,他仍在继续为船政衙门办事,负责船政学员在法国的留学事宜。
因为他在船政衙门有着很不错的名声和影响力,胡楚元很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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