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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各部门的考核结果也已出炉，升职的人非常多，一旦升职，俸禄也就增加了。
那些升职的人各自欢喜异常，准备过年好好的庆祝一番，而那些没升职的，则在暗下决心，明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因此只要做好本职工作，那必然有机会升任，若能在成绩上超出他人，则优先升任。
在赵岩手下做事，不用怕没机会，就怕吃不了苦。而对于百姓来说，苦并不怕，就怕没机会。
财政部年底亦是十分忙碌，各个方面的财政收入已经进入年底总结的时候，终于在除夕之前结算出了今年的总收入。
去年的主要收入方面皆是达标，盐利达到四百万两，上缴三百万两，加上雇佣营剿匪所得的一百万两，也有盈余二百万两。
玻璃镜的收入今年内上升到了六百万两，自从价格下调后，玻璃镜的使用风潮已经刮遍了大明各地。
几十上百万两银子，对很多富裕人家来说，并不是太多，一面镜子还是舍得买的，再则现在流传琉璃镜能驱邪，能保平安，能……的一系列传言，很多人买这玻璃镜有用来攀比的，有用来图个吉利的。
光是这两项收入，就达到了800万两，已经达到了去年定下的最低财政入账额度。
其余方面的收入就更多了，海贸一项到目前已经套现700万两，年底内船队已经成功往返曰本三次，每次的利润也就稳定在二百万两左右，总收入达到1300万两，另外还有600万两处于未套现状态。其中400万两是还未出手的货物，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商馆以采购曰本货物。
此外玻璃器皿的收入也达到了100万两，你玻璃器皿对山东淄博的琉璃冲击很大，淄博是大明最大的琉璃制品出产地，主要产出珠帘、棋盘、器皿等各种用具、玩具，工艺品。
不过琉璃毕竟比玻璃厚重，在工艺品上的竞争，玻璃显然还取代不了琉璃，只是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
由于海贸的展开，淄博的瓷器业却受到了刺激，商行在采购海贸所用的瓷器，首先从临近的淄博购买，而那些精品瓷器，则从景德镇购入。
屯田方面今年收上了70万石小麦的收入，红薯粉条在把大部分利润分给百姓后，收益也有500多万两（上一章算错，就按一石大米2两来算，价格也是每斤10文钱左右，粉条的提取率比大米重量低，因此红薯粉条卖到10文应该没问题，所以改为700万两）。
，在养殖业方面，今年的收益达到150万两，不过养殖业的投入较大，目前还未收回成本，主要是极速扩张的成本，再过几年就能稳定了。行的货物贩运方面，也有100多万两的收入。而纺织业方面的收入，去年有230万两的收入，其中大部分棉花都是纺成纱线后卖到外地。
所有收入加在一起，达到3280万余两，而实际上已经入账，只有1800万两。
其余银两，有些不会进行套现，例如收上来的小麦，就不属于不套现行列。而有些则没有套现，例如海贸的那400万两货物，现在还未套现，还得等明年才能套现，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作为周转所用。
还有的已经投入到了新的运营当中，例如纺织所得收入，入秋后就悉数拿去买棉花了，目前纺织业方面的资本，已经达到了500万两。
这一年的收入，达到三千多万两，已经和万历时的朝廷税收相差不多了，看似十分吓人，其实将近一半的份额都是海贸上的所得，都是从海外获得的。
就如郑氏集团来说，每年的收入就富可敌国，就是郑芝龙手下的一个偏将，身家也有上百万两，例如镇守金门的郑彩，身家就有数百万两。海贸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并不足为奇。
原本海贸方面还得进行一段时间的积累，但抢到了荷兰人的货船后，加上登莱对曰本的海贸效率远不是郑芝龙和荷兰人能比，却是像开了加速器一样。
郑芝龙的海贸所得，利用起来都不合理，大多数都被下面瓜分，只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体，并且非常不具备发展意识。
再则大明的税收本身就低得吓人，就单说农业税，大明在万历时记录在案的耕地有7亿多亩，如果这7亿亩土地平均征收20斤大米。
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按照南北粮食产量1石来计算（只算一季，但很多地方可以种两季，或者套种其他粮食），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就达到5亿两白银，实际上可能达到10亿两。
这是万历时的数据，明末的生产荒废，农业产值会减少许多，不过若是算是二季、套种，以及南方的粮食产量远高于每亩一石，也绝对有这个数字。
当然，这些农业产出，大部分是不进行流通的，同时流通的那一部分，也不会使银子增加，流通中银子是在循环运作，并且农业产品属于消耗品。
而这紧紧是农业上的产值，而工商业的产值更是高出许多。
从总产值看，大明的税收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就是太低，同时征收不合理，西北猛加税，其他地方却不加，而且商业税也不加。
这都源于一个政党，那个政党极其排外，非我同道，即是仇敌。且以抗税为荣，抗税为正气，抗税为爱民，抗税为功绩。
很不巧，明末后期都是这个党独霸朝纲，这就是东林党。东林党最邪恶的地方在于为了出名而出名，为了斗争而斗争。完全没有想过后果和责任。
因为地主势力非常强大，虽然百姓只要交一点点农业税，但地租可就不是十几二十斤大米的问题了，普遍都有几十斤，上百斤。
所以这是一个代表着地主利益的国家，就算国家再怎么了不起，皇帝再怎么了不起，也不可能把田赋加到50%的程度，真要是加到了50%，百姓也许能活得下去，但那地主还吃什么？
这不就是触动地主利益了吗？而东林党之所以以抗税为荣，就是因为他们抗税可以在地主阶层博得美名。不征商业税亦能博得美名，因为明末时，商人阶层已经打进朝堂，同时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关系非常紧密，甚至是重合。
两百多年的财富积累，几乎大半落入了地主和商人的口袋。目前朱由检已经开始加税，按照原来的历史，到明朝灭亡前，朱由检把农业税加到原来的五六倍，加上差吏贪污，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提出不纳税之后，从者入云的缘故。
虽然说加税并没有错，但征收的目标却是错了，因为没把矛头对准地主，在这点上卢象升曾上疏加税时只征大户，但被其他官员反驳。
那些地主自然有避税的手段，而那些自耕农、佃户，在赋税增加后一般也能过，但问题是天灾[***]不断，没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活不下去也是必然。
今年的财政收入有这么多也只能说不足为奇，赵岩所涉及的产业，主要都是垄断姓，具有优势姓竞争力的行业，圈钱的速度那自然是倍快。
有这么多银子，该怎么花却是要好好的计较一番，需要支出银两的地方，主要也就是生财、强兵、安民这三点。
生财即是加大商业投资，以赚取更多的银子，以便有更多的银子投入到强军安民之上，在商业上赵岩可谓是尝到了许多甜头。
通过商业赚取银子，然后调动大明这庞大的国力。大明本身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只要有银子，就能够对这些人力物力进行调用。
若是穿越到三国那样的环境，就算商业活动进行得再多，也没办法调动多少人力物力，毕竟受到先天条件的制... -->>
临近年底，各部门的考核结果也已出炉，升职的人非常多，一旦升职，俸禄也就增加了。
那些升职的人各自欢喜异常，准备过年好好的庆祝一番，而那些没升职的，则在暗下决心，明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因此只要做好本职工作，那必然有机会升任，若能在成绩上超出他人，则优先升任。
在赵岩手下做事，不用怕没机会，就怕吃不了苦。而对于百姓来说，苦并不怕，就怕没机会。
财政部年底亦是十分忙碌，各个方面的财政收入已经进入年底总结的时候，终于在除夕之前结算出了今年的总收入。
去年的主要收入方面皆是达标，盐利达到四百万两，上缴三百万两，加上雇佣营剿匪所得的一百万两，也有盈余二百万两。
玻璃镜的收入今年内上升到了六百万两，自从价格下调后，玻璃镜的使用风潮已经刮遍了大明各地。
几十上百万两银子，对很多富裕人家来说，并不是太多，一面镜子还是舍得买的，再则现在流传琉璃镜能驱邪，能保平安，能……的一系列传言，很多人买这玻璃镜有用来攀比的，有用来图个吉利的。
光是这两项收入，就达到了800万两，已经达到了去年定下的最低财政入账额度。
其余方面的收入就更多了，海贸一项到目前已经套现700万两，年底内船队已经成功往返曰本三次，每次的利润也就稳定在二百万两左右，总收入达到1300万两，另外还有600万两处于未套现状态。其中400万两是还未出手的货物，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商馆以采购曰本货物。
此外玻璃器皿的收入也达到了100万两，你玻璃器皿对山东淄博的琉璃冲击很大，淄博是大明最大的琉璃制品出产地，主要产出珠帘、棋盘、器皿等各种用具、玩具，工艺品。
不过琉璃毕竟比玻璃厚重，在工艺品上的竞争，玻璃显然还取代不了琉璃，只是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
由于海贸的展开，淄博的瓷器业却受到了刺激，商行在采购海贸所用的瓷器，首先从临近的淄博购买，而那些精品瓷器，则从景德镇购入。
屯田方面今年收上了70万石小麦的收入，红薯粉条在把大部分利润分给百姓后，收益也有500多万两（上一章算错，就按一石大米2两来算，价格也是每斤10文钱左右，粉条的提取率比大米重量低，因此红薯粉条卖到10文应该没问题，所以改为700万两）。
，在养殖业方面，今年的收益达到150万两，不过养殖业的投入较大，目前还未收回成本，主要是极速扩张的成本，再过几年就能稳定了。行的货物贩运方面，也有100多万两的收入。而纺织业方面的收入，去年有230万两的收入，其中大部分棉花都是纺成纱线后卖到外地。
所有收入加在一起，达到3280万余两，而实际上已经入账，只有1800万两。
其余银两，有些不会进行套现，例如收上来的小麦，就不属于不套现行列。而有些则没有套现，例如海贸的那400万两货物，现在还未套现，还得等明年才能套现，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作为周转所用。
还有的已经投入到了新的运营当中，例如纺织所得收入，入秋后就悉数拿去买棉花了，目前纺织业方面的资本，已经达到了500万两。
这一年的收入，达到三千多万两，已经和万历时的朝廷税收相差不多了，看似十分吓人，其实将近一半的份额都是海贸上的所得，都是从海外获得的。
就如郑氏集团来说，每年的收入就富可敌国，就是郑芝龙手下的一个偏将，身家也有上百万两，例如镇守金门的郑彩，身家就有数百万两。海贸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并不足为奇。
原本海贸方面还得进行一段时间的积累，但抢到了荷兰人的货船后，加上登莱对曰本的海贸效率远不是郑芝龙和荷兰人能比，却是像开了加速器一样。
郑芝龙的海贸所得，利用起来都不合理，大多数都被下面瓜分，只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体，并且非常不具备发展意识。
再则大明的税收本身就低得吓人，就单说农业税，大明在万历时记录在案的耕地有7亿多亩，如果这7亿亩土地平均征收20斤大米。
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按照南北粮食产量1石来计算（只算一季，但很多地方可以种两季，或者套种其他粮食），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就达到5亿两白银，实际上可能达到10亿两。
这是万历时的数据，明末的生产荒废，农业产值会减少许多，不过若是算是二季、套种，以及南方的粮食产量远高于每亩一石，也绝对有这个数字。
当然，这些农业产出，大部分是不进行流通的，同时流通的那一部分，也不会使银子增加，流通中银子是在循环运作，并且农业产品属于消耗品。
而这紧紧是农业上的产值，而工商业的产值更是高出许多。
从总产值看，大明的税收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就是太低，同时征收不合理，西北猛加税，其他地方却不加，而且商业税也不加。
这都源于一个政党，那个政党极其排外，非我同道，即是仇敌。且以抗税为荣，抗税为正气，抗税为爱民，抗税为功绩。
很不巧，明末后期都是这个党独霸朝纲，这就是东林党。东林党最邪恶的地方在于为了出名而出名，为了斗争而斗争。完全没有想过后果和责任。
因为地主势力非常强大，虽然百姓只要交一点点农业税，但地租可就不是十几二十斤大米的问题了，普遍都有几十斤，上百斤。
所以这是一个代表着地主利益的国家，就算国家再怎么了不起，皇帝再怎么了不起，也不可能把田赋加到50%的程度，真要是加到了50%，百姓也许能活得下去，但那地主还吃什么？
这不就是触动地主利益了吗？而东林党之所以以抗税为荣，就是因为他们抗税可以在地主阶层博得美名。不征商业税亦能博得美名，因为明末时，商人阶层已经打进朝堂，同时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关系非常紧密，甚至是重合。
两百多年的财富积累，几乎大半落入了地主和商人的口袋。目前朱由检已经开始加税，按照原来的历史，到明朝灭亡前，朱由检把农业税加到原来的五六倍，加上差吏贪污，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提出不纳税之后，从者入云的缘故。
虽然说加税并没有错，但征收的目标却是错了，因为没把矛头对准地主，在这点上卢象升曾上疏加税时只征大户，但被其他官员反驳。
那些地主自然有避税的手段，而那些自耕农、佃户，在赋税增加后一般也能过，但问题是天灾[***]不断，没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活不下去也是必然。
今年的财政收入有这么多也只能说不足为奇，赵岩所涉及的产业，主要都是垄断姓，具有优势姓竞争力的行业，圈钱的速度那自然是倍快。
有这么多银子，该怎么花却是要好好的计较一番，需要支出银两的地方，主要也就是生财、强兵、安民这三点。
生财即是加大商业投资，以赚取更多的银子，以便有更多的银子投入到强军安民之上，在商业上赵岩可谓是尝到了许多甜头。
通过商业赚取银子，然后调动大明这庞大的国力。大明本身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只要有银子，就能够对这些人力物力进行调用。
若是穿越到三国那样的环境，就算商业活动进行得再多，也没办法调动多少人力物力，毕竟受到先天条件的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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