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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那个爹的短篇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有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已经山穷水尽再没有写的了，把你家的底底帮帮全给抖露出来了？连我爱人也问，你爹是不是喜堂老汉？因为我爱人跟我结婚时，我爹在三年前就埋进了我们老家那个叫黄坡的黄土圪洞里，还有，我爱人的老家跟我的老家是南辕北辙，一家在南同蒲，一家在北同蒲，相距虽不甚远，但也有四五百里，她对我爹的了解几乎是零。今天，我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并非要辟谣什么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真正的父亲。
我父亲跟我那个爹中的喜堂老汉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喜堂老汉身上并没有我父亲的一点影子，而我父亲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同喜堂老汉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父亲复姓司马，单名谨，就是谨小慎微的谨，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父亲是主观上没有做到谨小慎微还是客观上就不懂得谨小慎微，反正父亲在他那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七十二年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决不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父亲的字为光耀，其实跟许许多多的凡夫俗子们一样，想光宗耀祖，也跟原新加坡的总理的名字一模一样。很可惜，父亲的一生虽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经历过一个个坎坷磨难，但既没有光了祖，更没有耀了宗，即使做点小买卖，大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要写父亲，就不能不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你那爷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父亲说起他父亲来，两只眼睛立刻放射出充满敬畏的光芒。你爷爷在咱们这一代可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父亲说话时目光炯炯，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光亮。你爷爷二十来岁就在归化城的金货铺里当上了掌柜，回来时坐的是轿子！可以想像，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十八世纪末，从千里之外坐着八人大轿回家的爷爷该是多么威风多么荣耀！那身份确实也不同凡响，大约相当于现在有职有权的高干抑或腰缠万贯的款爷吧！
爷爷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脖子，穿着缎子做的袍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个瓜皮帽，绷着脸，好像一个私塾先生。其实，我根本没见过爷爷，就连后他多少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没见过，前边提到的有关爷爷的尊容只是我从一张发了黄的照片上看到的。据说爷爷在我父亲九岁上就去世了，四十多岁的我是父亲四十八岁那年生的，这么一算，那照片最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那时候，咱们村就数咱们家的房子多，土地多，骡马多。父亲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似乎含有一种很惋惜的意思。
父亲所指的那时候，大概是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他长大成人之后，那房那地那成群的骡马逐年减少，还没等到土改，我们家已经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了。
我们家那时候究竟有多少地，我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没有详细讲过，或者是父亲讲过我没在意没记在心上。对于他，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一块在村东头叫做“狼叫”的地方。那是块坡地，不大，大约三四亩的样子。所以能记住那块地，是因为地的东头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小时候父亲在清明节时领着我和哥哥去上过坟，烧过纸，父亲指着那个大点的土堆说，这是你前头那个娘的坟，那个是你那个娘生的娃娃，是你们的哥。父亲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平静，仿佛在讲一段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记忆犹新倒是那处曾经标志着我们家兴盛荣衰的大院，后来院子的主人的儿子跟我是同学，我不止一次去过那里。因为以前是我们家的，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院里的一草一木也就分外地留意。不过，我看到那院子的时候，它已经面目全非，犹如一个流落风尘的弱女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正面石头砌的窑洞外面用白灰抹的墙已斑斑驳驳，像老年斑或者孕妇脸上的蝴蝶斑；两边的厢房也破破烂烂，中间的过道早已不见踪影。那处院子不在村子的中间，而是在村子最后面的缓坡上，如今，那儿的住户十有八九已迁到村前的平地里，留下的只是残垣破壁，院子没了墙，窑洞缺了门，连树也没剩下几棵，那情景，像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后的圆明园遗址。
我母亲是大同人，我小的时候曾经跟母亲在那儿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是离大同几十里远的郊区，现在归口泉区管辖。几十年过去了，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和我六舅叫颀儿的儿子在比赛捅窗户纸时把好几间房子用麻纸糊的窗户都给捅成了黑窟窿，没留下一眼囫囵的；第二件事是我从一个带水井的菜园子里抱回两抱白菜，没得到夸奖反倒挨了一顿批评，原因是那白菜上有许多绿色的虫子；第三件是我跑着过马路时给绊倒在地，一辆飞驰的摩托车从我的当腰碾过竟没伤着我一点皮，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飞快地跑回家中。
今年八十有五的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时大约二十五六岁。那时候，父亲正在那儿做买卖，据说也就是卖点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横挑鼻子竖挑眼挑了七八年的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的什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从条件优越的大同来到了原平。那时候原平不叫原平，就是人们常说的“吃谷面窝窝”的崞县。母亲一走就是六十年，再也没有回去。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做些小买卖，比如村里酿的烧酒，生老病死的骡马牛驴肉，自己地里种的葵花籽，农村上坟烧的五色纸，等等。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的买卖十有八九都要赔钱。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做买卖所以赔钱，原因并不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素质，像货不对路卖不出去，不得不减价，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卖得不如花得快，到头来别说赚钱，连本钱也吃到自己的肚里去了。于是，我们家常常坐着来讨债的人，有的说几句好话就打发走了，有的则不吃这一套，一坐半天，吃上喝上数落上，父亲还得赔着笑脸，逢年过节，为了避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父亲只得效仿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到外面躲几天债。
至今我也不甚明白，智商并不低的父亲何以落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窘境？父亲读书不多，但在村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打起算盘来劈里啪啦，满像那么一回事儿，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头头是道又不乏幽默，可就是活得不如意不如人。好在父亲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人前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要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人身上，不寻短见才怪呢！
小时候，父亲常常让我给他搔痒。在我家，我是兄妹四个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不管干什么，我总要加点附加条件，比如，搔一次痒给一毛钱，扫一次院给二毛钱，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答应我，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不过这钱往往是赊帐，等几天或者几个月才能兑现，原因很简单，家里没钱，要是有钱，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只要父亲答应了，或迟或早大多都会兑现。
父亲的背上有好几处伤疤，那疤红红的，亮亮的。这刀疤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五个刀疤是父亲当村长时让日本人用刺刀捅的。这刀疤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荣誉什么奖赏，倒是这伪村长的头衔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变成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父亲的头上戴了整整八年，一直陪他进入坟墓。
父亲当村长不是因为父亲想当村长，而是因为一句话。不像现在当干部要进行选举进行考察要有文凭要有票子要有后台等等。那天本来不该当村长的父亲看到原来的村长倚仗权势欺负人时就站出来抱打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原来的村长火了，说：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是这个村的村长还是你是这个村的村长？刚直不阿脾气不好的父亲一听这话火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回敬那村长说：你当村长应该给老百姓做主，为全村人说话办事，咱们村的人出上钱掏上粮喂下你这条狗是让你看门，可不是让你咬人。那村长听了此话后气得暴跳如雷骂道：你他妈的你算球不长算蛋不圆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老子想当jī巴这个烂村长？你要有胆量有本事是你老人揍下的，今天就把这个村长让给你！父亲当下就说：你小子不要脱了裤子讹人，不要说是个烂村长，就是县长省长老子也敢当当！也是父亲的命不好该当出事，父亲说那句话时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大半个村的人正端着碗在外面吃饭，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就是这天下午三点来钟，村里来了五个日本人催粮，不知道原来的村长跟日本人说了些什么，反正日本人在那个雨天径直来到我家，把我父亲拉到大街上用三八大盖坚固耐用的枪托子使劲打了十几下，又用明晃晃的刺刀在父亲的背上噌噌噌留下五个红色的窟窿走了，鲜红的血把雨水染成了红的。听村里的人说，父亲的骨头真硬，硬得像三国演义里刮骨疗毒的关羽关云长，日本人的白花花的刺刀进去红彤彤的刺刀出来父亲连眉头也没皱一下。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这话，父亲是凡体肉胎又不是铜打铁铸的，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捅在身上鲜血哗哗直流他能没一点反应？何况日本人用刺刀捅父亲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用手蒙上了眼睛，有谁敢站在跟前并且还能看到当时父亲的眼睛一眨不眨？事实上父亲当时痛得钻心痛得要命痛得差点背过气去。记得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后，父亲在村前的阳武河里捞洪水冲下来的山柴时，让蝎子给蜇了一下，那天他痛得一夜没睡，像一只陀螺在院里圪转，从下午转到天明。小日本的刺刀捅到爹的背上时，他用牙咬着嘴唇，头上的汗如同喷泉滋滋地往外冒，可他忍着硬是没下软蛋。也是命不该绝，没几天，父亲背上的刀伤竟奇迹般地好了，那五个刀疤宛若五朵梅花盛开在父亲的背上，以至于在那个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有人异想天开地猜测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是不是什么座山雕的联络图？或者是同台湾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的暗号？父亲是不是像黄盖那样用苦肉计骗取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成为里通外国的特工人员？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不仅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子女们“沾光”不少。哥哥尽管身体挺棒，壮得像一头牛，就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白而未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则为此没有戴上那枚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在我们那个村子以及与我们那个村子毗邻的村子里，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性子直，脾气不好。人们说父亲脾气不好的主要理由就是父亲曾经用菜刀砍过人。很可惜，挨父亲菜刀砍的既不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小日本，也不是围剿红军专打内战的蒋匪军，更不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特务，而是村里的一个生产队长。
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记不清，也没去查阅过去的皇历。但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也即天上的王母娘娘召集各路神仙开水陆大会的日子。
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中午。那天我正在跟我住同一条巷子的朋友家中帮他家收拾西房，我当小工，我的任务是用安着长长的木柄的大勺子把用蒲、胶泥、沙子和好的泥倒在大师傅的泥托子上。我们正干着，天上沙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来得很突然，更奇怪的是当时天上没有一丝乌云。雨一来，所遥人都忙着用席子把盛满泥的大铁锅苫好。雨其实没下多久，最多不过十来分钟，我们正准备吃饭，有人跑进来告诉我说：快回去吧，你家里出了大事。那时我只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一年前高小毕业后没上成中学，便回到村里劳动。我没能上成中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差。写到这儿我由不住想多说几句。六二年高小毕业后我报考中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范亭中学”第二志愿才是“原平中学”其实，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么填的。范亭中学是当时的名牌学校，有南有“康杰”北有“范亭”之说，是以国民党爱国将领范亭的名字命名的。我考学校那会儿，家里很穷。那天，我们参加考试的三十多个学生跟着老师徒步从学校走到考场，走了近三个小时，那天我的书包里除了用的文具之外，就是前一天母亲给烙的几个莜面饼子。不怕大家笑话，我考学校用的三块钱的报名费，还是老师主动借给我的，而这不够今天的孩子们一天买冰糕的三块钱，我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还上。那天考完试之后，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询问，你这道题是怎么做的，他那个句子是如何造的，因此，谁考得怎么样彼此都很清楚。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都公认我是最有希望考上范亭中学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学校打听，校长告诉我，你准备去上学吧，我已经看到你的通知书了。我们的校长又是我们那个学区的联合校长，据说参加了这次判卷工作。既然是他亲眼所见，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更何况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啊！我把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和母亲是喜忧参半，不过，父亲还是铁了心要供我念书，至于靠什么来支付我上学的费用只有天知道，而母亲则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实际上也没有甚，就是把一身半旧的土布衣服洗干净，缝补好，重新染了一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又过了几天，范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不过，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一位同桌好友。凭心而论，那位同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跟我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考完试我们在一块对题的时候，他错得比我多，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至今仍然是个谜。村里人共同的说法是那位同学的父亲起了作用。他父亲在县里当着大干部。那一年的中学特别难考，我们一个班参加考试的有三十多个人，而考上范亭中学的仅仅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急得眼也红了，也不多说话，只是蹲在地下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终于，急红了眼的父亲把未抽完的一锅烟嘭嘭地磕掉，旱烟袋往裤带上一别站起来就往外走。母亲挡住父亲问，你要去哪儿？父亲一把推开母亲，边走边说：告那狗日的们去，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也不知道父亲是没有去告还是没有告中，反正我上学的希望是成了泡影，事后，父亲对我说，怨爹没本事，耽误了俺娃，俺娃再争口气，明年再考一次，咱哪儿也不去，就去范亭中学！
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慌慌张张从朋友家中跑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我家的街门口堆满了人。见我回来了，人们停止了交谈，并且主动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刚刚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从人们惊恐的目光和鲜红的血迹中，我意识到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用菜刀砍伤了人。
六十三岁的父亲用菜刀砍伤了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父亲用菜刀砍伤那人后跑了。
六年之后的一个中午，已经六十九岁的父亲背负行囊步履蹒跚独自行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我们并不知道那天是释放父亲的日子。父亲说他给家里写过信，但我们没有收到，可我还是在那个中午从家中出来跨过那条冻得铁板似的阳武河，朝火车站走去，在施家野庄同火车站的交界处，我看到一个缓缓滚动的灰色的球。凭直觉我便断定那是父亲，我飞快地向那个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亲背着一块灰色的被子。我从父亲的背上接过那床铺盖搁在自己的身上，看着父亲那张衰老了许多的面孔，我哭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哭，甚至是笑呵呵地说，哭什么，这不好好的，记住，男人的眼里应该冒火，只有女人的眼里才会流水。
父亲砍伤人的当天先跑到离我们村几里的一个亲戚家借了几块钱便乘火车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没几天便把畏罪潜逃的父亲追捕归案。父亲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还记得那张判决书是一张劣质的十六开的用蓝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马谨不务正业，在家聚众赌博，故意破坏春耕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用菜刀砍伤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xx
父亲聚众赌博不假。其实，那时候聚众赌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人，而且，这种聚众赌博往往出于一种无奈，可不像现时已成为一种消遣，成为一种时髦。六三年，人们的生活稍有好转，但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威胁着许许多多的人。父亲所以聚众赌博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办法，父亲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赚几个钱买点粮食，好让全家人平平安安度过春荒。我这么说绝没有为父亲开脱罪责的意思，不管有千条理由万种借口，聚众赌博是错误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错上加错，尽管主观上没有那种愿望，但客观上影响了春耕，事实上形成了“破坏生产”
对判决有争议的是“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这九个字，村里的人都明白，那个生产队长是附近闻名遐迩... -->>
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那个爹的短篇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有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已经山穷水尽再没有写的了，把你家的底底帮帮全给抖露出来了？连我爱人也问，你爹是不是喜堂老汉？因为我爱人跟我结婚时，我爹在三年前就埋进了我们老家那个叫黄坡的黄土圪洞里，还有，我爱人的老家跟我的老家是南辕北辙，一家在南同蒲，一家在北同蒲，相距虽不甚远，但也有四五百里，她对我爹的了解几乎是零。今天，我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并非要辟谣什么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真正的父亲。
我父亲跟我那个爹中的喜堂老汉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喜堂老汉身上并没有我父亲的一点影子，而我父亲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同喜堂老汉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父亲复姓司马，单名谨，就是谨小慎微的谨，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父亲是主观上没有做到谨小慎微还是客观上就不懂得谨小慎微，反正父亲在他那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七十二年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决不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父亲的字为光耀，其实跟许许多多的凡夫俗子们一样，想光宗耀祖，也跟原新加坡的总理的名字一模一样。很可惜，父亲的一生虽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经历过一个个坎坷磨难，但既没有光了祖，更没有耀了宗，即使做点小买卖，大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要写父亲，就不能不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你那爷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父亲说起他父亲来，两只眼睛立刻放射出充满敬畏的光芒。你爷爷在咱们这一代可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父亲说话时目光炯炯，红扑扑的脸上泛着光亮。你爷爷二十来岁就在归化城的金货铺里当上了掌柜，回来时坐的是轿子！可以想像，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十八世纪末，从千里之外坐着八人大轿回家的爷爷该是多么威风多么荣耀！那身份确实也不同凡响，大约相当于现在有职有权的高干抑或腰缠万贯的款爷吧！
爷爷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脖子，穿着缎子做的袍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戴个瓜皮帽，绷着脸，好像一个私塾先生。其实，我根本没见过爷爷，就连后他多少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没见过，前边提到的有关爷爷的尊容只是我从一张发了黄的照片上看到的。据说爷爷在我父亲九岁上就去世了，四十多岁的我是父亲四十八岁那年生的，这么一算，那照片最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那时候，咱们村就数咱们家的房子多，土地多，骡马多。父亲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似乎含有一种很惋惜的意思。
父亲所指的那时候，大概是他小的时候。因为在他长大成人之后，那房那地那成群的骡马逐年减少，还没等到土改，我们家已经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了。
我们家那时候究竟有多少地，我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没有详细讲过，或者是父亲讲过我没在意没记在心上。对于他，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一块在村东头叫做“狼叫”的地方。那是块坡地，不大，大约三四亩的样子。所以能记住那块地，是因为地的东头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小时候父亲在清明节时领着我和哥哥去上过坟，烧过纸，父亲指着那个大点的土堆说，这是你前头那个娘的坟，那个是你那个娘生的娃娃，是你们的哥。父亲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平静，仿佛在讲一段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记忆犹新倒是那处曾经标志着我们家兴盛荣衰的大院，后来院子的主人的儿子跟我是同学，我不止一次去过那里。因为以前是我们家的，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院里的一草一木也就分外地留意。不过，我看到那院子的时候，它已经面目全非，犹如一个流落风尘的弱女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正面石头砌的窑洞外面用白灰抹的墙已斑斑驳驳，像老年斑或者孕妇脸上的蝴蝶斑；两边的厢房也破破烂烂，中间的过道早已不见踪影。那处院子不在村子的中间，而是在村子最后面的缓坡上，如今，那儿的住户十有八九已迁到村前的平地里，留下的只是残垣破壁，院子没了墙，窑洞缺了门，连树也没剩下几棵，那情景，像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后的圆明园遗址。
我母亲是大同人，我小的时候曾经跟母亲在那儿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是离大同几十里远的郊区，现在归口泉区管辖。几十年过去了，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和我六舅叫颀儿的儿子在比赛捅窗户纸时把好几间房子用麻纸糊的窗户都给捅成了黑窟窿，没留下一眼囫囵的；第二件事是我从一个带水井的菜园子里抱回两抱白菜，没得到夸奖反倒挨了一顿批评，原因是那白菜上有许多绿色的虫子；第三件是我跑着过马路时给绊倒在地，一辆飞驰的摩托车从我的当腰碾过竟没伤着我一点皮，我从地上爬起来就飞快地跑回家中。
今年八十有五的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时大约二十五六岁。那时候，父亲正在那儿做买卖，据说也就是卖点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横挑鼻子竖挑眼挑了七八年的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的什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从条件优越的大同来到了原平。那时候原平不叫原平，就是人们常说的“吃谷面窝窝”的崞县。母亲一走就是六十年，再也没有回去。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做些小买卖，比如村里酿的烧酒，生老病死的骡马牛驴肉，自己地里种的葵花籽，农村上坟烧的五色纸，等等。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的买卖十有八九都要赔钱。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做买卖所以赔钱，原因并不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素质，像货不对路卖不出去，不得不减价，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卖得不如花得快，到头来别说赚钱，连本钱也吃到自己的肚里去了。于是，我们家常常坐着来讨债的人，有的说几句好话就打发走了，有的则不吃这一套，一坐半天，吃上喝上数落上，父亲还得赔着笑脸，逢年过节，为了避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父亲只得效仿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到外面躲几天债。
至今我也不甚明白，智商并不低的父亲何以落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窘境？父亲读书不多，但在村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打起算盘来劈里啪啦，满像那么一回事儿，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头头是道又不乏幽默，可就是活得不如意不如人。好在父亲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人前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要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人身上，不寻短见才怪呢！
小时候，父亲常常让我给他搔痒。在我家，我是兄妹四个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不管干什么，我总要加点附加条件，比如，搔一次痒给一毛钱，扫一次院给二毛钱，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答应我，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不过这钱往往是赊帐，等几天或者几个月才能兑现，原因很简单，家里没钱，要是有钱，父亲并不是舍不得，只要父亲答应了，或迟或早大多都会兑现。
父亲的背上有好几处伤疤，那疤红红的，亮亮的。这刀疤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五个刀疤是父亲当村长时让日本人用刺刀捅的。这刀疤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荣誉什么奖赏，倒是这伪村长的头衔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变成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父亲的头上戴了整整八年，一直陪他进入坟墓。
父亲当村长不是因为父亲想当村长，而是因为一句话。不像现在当干部要进行选举进行考察要有文凭要有票子要有后台等等。那天本来不该当村长的父亲看到原来的村长倚仗权势欺负人时就站出来抱打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原来的村长火了，说：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是这个村的村长还是你是这个村的村长？刚直不阿脾气不好的父亲一听这话火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回敬那村长说：你当村长应该给老百姓做主，为全村人说话办事，咱们村的人出上钱掏上粮喂下你这条狗是让你看门，可不是让你咬人。那村长听了此话后气得暴跳如雷骂道：你他妈的你算球不长算蛋不圆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老子想当jī巴这个烂村长？你要有胆量有本事是你老人揍下的，今天就把这个村长让给你！父亲当下就说：你小子不要脱了裤子讹人，不要说是个烂村长，就是县长省长老子也敢当当！也是父亲的命不好该当出事，父亲说那句话时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大半个村的人正端着碗在外面吃饭，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就是这天下午三点来钟，村里来了五个日本人催粮，不知道原来的村长跟日本人说了些什么，反正日本人在那个雨天径直来到我家，把我父亲拉到大街上用三八大盖坚固耐用的枪托子使劲打了十几下，又用明晃晃的刺刀在父亲的背上噌噌噌留下五个红色的窟窿走了，鲜红的血把雨水染成了红的。听村里的人说，父亲的骨头真硬，硬得像三国演义里刮骨疗毒的关羽关云长，日本人的白花花的刺刀进去红彤彤的刺刀出来父亲连眉头也没皱一下。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这话，父亲是凡体肉胎又不是铜打铁铸的，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捅在身上鲜血哗哗直流他能没一点反应？何况日本人用刺刀捅父亲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用手蒙上了眼睛，有谁敢站在跟前并且还能看到当时父亲的眼睛一眨不眨？事实上父亲当时痛得钻心痛得要命痛得差点背过气去。记得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后，父亲在村前的阳武河里捞洪水冲下来的山柴时，让蝎子给蜇了一下，那天他痛得一夜没睡，像一只陀螺在院里圪转，从下午转到天明。小日本的刺刀捅到爹的背上时，他用牙咬着嘴唇，头上的汗如同喷泉滋滋地往外冒，可他忍着硬是没下软蛋。也是命不该绝，没几天，父亲背上的刀伤竟奇迹般地好了，那五个刀疤宛若五朵梅花盛开在父亲的背上，以至于在那个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有人异想天开地猜测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是不是什么座山雕的联络图？或者是同台湾的特务组织进行联系的暗号？父亲是不是像黄盖那样用苦肉计骗取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成为里通外国的特工人员？父亲背上那五朵灿烂的梅花不仅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子女们“沾光”不少。哥哥尽管身体挺棒，壮得像一头牛，就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白而未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则为此没有戴上那枚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在我们那个村子以及与我们那个村子毗邻的村子里，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性子直，脾气不好。人们说父亲脾气不好的主要理由就是父亲曾经用菜刀砍过人。很可惜，挨父亲菜刀砍的既不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小日本，也不是围剿红军专打内战的蒋匪军，更不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特务，而是村里的一个生产队长。
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记不清，也没去查阅过去的皇历。但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也即天上的王母娘娘召集各路神仙开水陆大会的日子。
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中午。那天我正在跟我住同一条巷子的朋友家中帮他家收拾西房，我当小工，我的任务是用安着长长的木柄的大勺子把用蒲、胶泥、沙子和好的泥倒在大师傅的泥托子上。我们正干着，天上沙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来得很突然，更奇怪的是当时天上没有一丝乌云。雨一来，所遥人都忙着用席子把盛满泥的大铁锅苫好。雨其实没下多久，最多不过十来分钟，我们正准备吃饭，有人跑进来告诉我说：快回去吧，你家里出了大事。那时我只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一年前高小毕业后没上成中学，便回到村里劳动。我没能上成中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差。写到这儿我由不住想多说几句。六二年高小毕业后我报考中学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范亭中学”第二志愿才是“原平中学”其实，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么填的。范亭中学是当时的名牌学校，有南有“康杰”北有“范亭”之说，是以国民党爱国将领范亭的名字命名的。我考学校那会儿，家里很穷。那天，我们参加考试的三十多个学生跟着老师徒步从学校走到考场，走了近三个小时，那天我的书包里除了用的文具之外，就是前一天母亲给烙的几个莜面饼子。不怕大家笑话，我考学校用的三块钱的报名费，还是老师主动借给我的，而这不够今天的孩子们一天买冰糕的三块钱，我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还上。那天考完试之后，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询问，你这道题是怎么做的，他那个句子是如何造的，因此，谁考得怎么样彼此都很清楚。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都公认我是最有希望考上范亭中学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学校打听，校长告诉我，你准备去上学吧，我已经看到你的通知书了。我们的校长又是我们那个学区的联合校长，据说参加了这次判卷工作。既然是他亲眼所见，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更何况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啊！我把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和母亲是喜忧参半，不过，父亲还是铁了心要供我念书，至于靠什么来支付我上学的费用只有天知道，而母亲则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实际上也没有甚，就是把一身半旧的土布衣服洗干净，缝补好，重新染了一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又过了几天，范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不过，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一位同桌好友。凭心而论，那位同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跟我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考完试我们在一块对题的时候，他错得比我多，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至今仍然是个谜。村里人共同的说法是那位同学的父亲起了作用。他父亲在县里当着大干部。那一年的中学特别难考，我们一个班参加考试的有三十多个人，而考上范亭中学的仅仅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急得眼也红了，也不多说话，只是蹲在地下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终于，急红了眼的父亲把未抽完的一锅烟嘭嘭地磕掉，旱烟袋往裤带上一别站起来就往外走。母亲挡住父亲问，你要去哪儿？父亲一把推开母亲，边走边说：告那狗日的们去，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也不知道父亲是没有去告还是没有告中，反正我上学的希望是成了泡影，事后，父亲对我说，怨爹没本事，耽误了俺娃，俺娃再争口气，明年再考一次，咱哪儿也不去，就去范亭中学！
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慌慌张张从朋友家中跑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我家的街门口堆满了人。见我回来了，人们停止了交谈，并且主动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刚刚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从人们惊恐的目光和鲜红的血迹中，我意识到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用菜刀砍伤了人。
六十三岁的父亲用菜刀砍伤了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父亲用菜刀砍伤那人后跑了。
六年之后的一个中午，已经六十九岁的父亲背负行囊步履蹒跚独自行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我们并不知道那天是释放父亲的日子。父亲说他给家里写过信，但我们没有收到，可我还是在那个中午从家中出来跨过那条冻得铁板似的阳武河，朝火车站走去，在施家野庄同火车站的交界处，我看到一个缓缓滚动的灰色的球。凭直觉我便断定那是父亲，我飞快地向那个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亲背着一块灰色的被子。我从父亲的背上接过那床铺盖搁在自己的身上，看着父亲那张衰老了许多的面孔，我哭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哭，甚至是笑呵呵地说，哭什么，这不好好的，记住，男人的眼里应该冒火，只有女人的眼里才会流水。
父亲砍伤人的当天先跑到离我们村几里的一个亲戚家借了几块钱便乘火车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没几天便把畏罪潜逃的父亲追捕归案。父亲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还记得那张判决书是一张劣质的十六开的用蓝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马谨不务正业，在家聚众赌博，故意破坏春耕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用菜刀砍伤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xx
父亲聚众赌博不假。其实，那时候聚众赌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人，而且，这种聚众赌博往往出于一种无奈，可不像现时已成为一种消遣，成为一种时髦。六三年，人们的生活稍有好转，但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威胁着许许多多的人。父亲所以聚众赌博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办法，父亲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赚几个钱买点粮食，好让全家人平平安安度过春荒。我这么说绝没有为父亲开脱罪责的意思，不管有千条理由万种借口，聚众赌博是错误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错上加错，尽管主观上没有那种愿望，但客观上影响了春耕，事实上形成了“破坏生产”
对判决有争议的是“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这九个字，村里的人都明白，那个生产队长是附近闻名遐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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