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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
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