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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汪精卫，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日程，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本方面的行动。他们拟定了两条出逃的路线，一条由重庆直飞香港，但汪精卫树大招风，风险太大；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只要征得龙云同意就万事大吉，为了讨好龙云，陈璧君在此前几个月曾一度赴河内，经过昆明与龙云交谈时，允诺帮助龙云解决地方军队医疗器械和医药，为龙云筹集资金开发锡矿。同时表示同情龙云处境，挑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
最后，陈哭丧着脸说诉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如坐针毡，想跳出“火坑”时。龙云表示，如果汪主席去昆明，他保证十分欢迎，如果汪借道昆明出国，他尽力派人护送，且确保汪精卫的安全，一切便利条件悉数提供。
汪精卫虽下定决心孤注一掷，因蒋介石仍在重庆，不好动身。蒋打算赴西安的行期一拖再拖，迫使汪的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汪于1月中旬得知，蒋于18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总算如释重负，决定借此机会倾巢出动。
汪精卫毕竟是老奸巨猾，成群结队出走必定使人生疑。于是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名义，于1月5日冠冕堂皇地先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周行。汪精卫则约定于1月8日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伪装笑得惟妙惟肖。陈璧君远房侄子陈春甫则打前站，以送汪子到香港读书为名，将汪子汪文悌和小女汪文恂送到昆明，转飞河内至香港。
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1月8日，蒋介石从天而降，一下子把汪的计划全盘打乱。心中有鬼的汪精卫此时深恐东窗事发，坐卧不宁。为混淆视听，汪道貌岸然地到处大谈政治机构调整和金融整顿等，洋洋洒洒，不为蒋所怀疑。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汪精卫会出逃去当汉奸。
1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周佛海立即回重庆，周以为大事不好，惊骇不已。为造成蒋介石集团的错觉，1日下午时，周怀着鬼胎出席了国民党云南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话，用枯燥空洞的说教制造假象。
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逃离重庆，日本方面很被动，1月9日晚，已抵京都的近卫文膺只得取消大阪之行。定于1月11日晚在大阪大礼堂向全国广播讲话，以及宣布对华“新政策”的计划泡汤了，延期到14日发表。原因是首相“感冒”了。
汪精卫急得团团转，深恐日本首相推迟发表声明日期，会引起麻烦，于是急电周佛海：“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意即他不能如期出逃，要周电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方，如期发表声明。
汪精卫终于寻找到出逃的佳期，18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训话，汪可以不参加。便决定趁机令其内侄陈国琦，托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弄到了飞昆明机票，汪碰巧与空军司令周至柔同机到达昆明。
汪精卫在昆明谢绝当地官员的谒见，直达龙云住所，与龙云在楼上密室长谈至深夜，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得到龙云的赞许，汪此时才如释重负。
1月19日，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教官的汪的另一内侄陈国张，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商洽包了一架飞机。汪精卫一伙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到达河内。汪在离开昆明前还电告蒋介石，说去昆明“飞得过高，身体不适且脉膊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飞渝。”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按照汪精卫集团的计划，他们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实力派进行千方百计的拉拢，以挖蒋介石的墙脚，当然其实质是破坏抗战。在唐生智等人工作下，龙云未能使汪的希望成为现实，张发奎等在蒋的严密监视下，仍留在抗战营垒中。
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盛怒之下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开除了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逃离重庆成功后，立即于1月日晚，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晃子下，提出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这项声明，对日军驻兵有一定的期限及期满后撤退，并且规定在和平条件实现之后，日本军队在协议以外地区，“立即开始撤退”等文字全部删除了。就连参加了重光堂会议的日方影佐祯昭都感到“苦恼”。
这时已经觉察到日本变了卦的汪精卫，此时叛国决心已定，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近卫声明一发表，他立即发电响应。198年1月7日，汪精卫亲信陈公博、陶希圣，带着他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亲笔信，以及响应近卫声明的电稿（即艳电）赴香港。
9日，在林柏生控制的《华南早报》上，发表了汪精卫的《艳电》。《艳电》是汪精卫集团向日本侵略者公开乞降，充满媚骨奴颜的臭名昭著的宣言书。他公开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根据，公然吹捧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而要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
《艳电》一炮出笼，广大人民怒火中烧，一股反汪讨逆的巨大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海外华侨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其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曾被汪精卫寄予厚望的南方等地军阀，也通电“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臭名***之际，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之时，蒋觉得事情远比自己希望的严重极了。遂于199年的元旦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汪精卫。最后以“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由，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蒋介石见软的不行，就下决心用硬的一手。汪精卫已酿成大害，不除则后患无穷。蒋为了根除后患，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派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陈恭澍入河内执行刺杀汪的计划。陈恭澍率王鲁翘、方炳西等人，入河内对汪的行踪与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戴笠本人也曾亲自到河内高朗街察看地形，部署刺杀事项。此时汪精卫夫妇住在高朗街7号。军统特务们不仅摸清了7号周围的环境及住宅内情况，也掌握了汪精卫等人的生活起居规律。
月0日午夜，陈恭澍率王鲁翘、唐英杰、张逢义、陈步云等7人，直往高朗街7号。次日凌晨时半左右，陈恭澍以金钱支走了两名越南籍的便衣警察，暗杀活动便得以顺利进行。6名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笆，爬进花园，用人梯攀上窗门，再以钓索爬上三层，进入走廊。王鲁翘到一楼和二楼时将拦阻的汪宅人员击伤，迫使其缩进室内。王即直奔三楼汪精卫的卧房。
其实这房里住的已不是汪精卫。0日晚，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妻子由香港入河内，汪让出自己的大房间，以示对曾夫妇的关怀，而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由于房门锁住，王鲁翘等用斧头拼力在门上砍出一尺见方的窟窿，只见床下趴着一个人，王料定是汪精卫无疑，枪口集中向该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大功告成，立即撤离。
曾仲鸣胸部被击中枪，伤重毙命，成为汪精卫的替死鬼。由于此前汪的银行存款以曾仲鸣名义存入，这个汉奸临死前仍强撑身体，在支票上签字，使汪精卫的全部存款没有化为乌有。
月1日河内刺杀案后，汪精卫已成惊弓之鸟。
日本政府接获驻河内领事报告之后，即于月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影佐祯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安全地区。影佐通过当地领事馆和台湾拓殖公司，保护汪于199年4月5日乘小船逃出河内，于5月6日到达上海。
于政治引卖国汉奸的同时，日军开始筹备局部进攻，以求达到震慑国军的目的。那么，日军的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未完待续）
通知汪精卫，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日程，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本方面的行动。他们拟定了两条出逃的路线，一条由重庆直飞香港，但汪精卫树大招风，风险太大；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只要征得龙云同意就万事大吉，为了讨好龙云，陈璧君在此前几个月曾一度赴河内，经过昆明与龙云交谈时，允诺帮助龙云解决地方军队医疗器械和医药，为龙云筹集资金开发锡矿。同时表示同情龙云处境，挑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
最后，陈哭丧着脸说诉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如坐针毡，想跳出“火坑”时。龙云表示，如果汪主席去昆明，他保证十分欢迎，如果汪借道昆明出国，他尽力派人护送，且确保汪精卫的安全，一切便利条件悉数提供。
汪精卫虽下定决心孤注一掷，因蒋介石仍在重庆，不好动身。蒋打算赴西安的行期一拖再拖，迫使汪的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汪于1月中旬得知，蒋于18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总算如释重负，决定借此机会倾巢出动。
汪精卫毕竟是老奸巨猾，成群结队出走必定使人生疑。于是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名义，于1月5日冠冕堂皇地先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周行。汪精卫则约定于1月8日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伪装笑得惟妙惟肖。陈璧君远房侄子陈春甫则打前站，以送汪子到香港读书为名，将汪子汪文悌和小女汪文恂送到昆明，转飞河内至香港。
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1月8日，蒋介石从天而降，一下子把汪的计划全盘打乱。心中有鬼的汪精卫此时深恐东窗事发，坐卧不宁。为混淆视听，汪道貌岸然地到处大谈政治机构调整和金融整顿等，洋洋洒洒，不为蒋所怀疑。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汪精卫会出逃去当汉奸。
1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周佛海立即回重庆，周以为大事不好，惊骇不已。为造成蒋介石集团的错觉，1日下午时，周怀着鬼胎出席了国民党云南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话，用枯燥空洞的说教制造假象。
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逃离重庆，日本方面很被动，1月9日晚，已抵京都的近卫文膺只得取消大阪之行。定于1月11日晚在大阪大礼堂向全国广播讲话，以及宣布对华“新政策”的计划泡汤了，延期到14日发表。原因是首相“感冒”了。
汪精卫急得团团转，深恐日本首相推迟发表声明日期，会引起麻烦，于是急电周佛海：“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意即他不能如期出逃，要周电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方，如期发表声明。
汪精卫终于寻找到出逃的佳期，18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训话，汪可以不参加。便决定趁机令其内侄陈国琦，托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弄到了飞昆明机票，汪碰巧与空军司令周至柔同机到达昆明。
汪精卫在昆明谢绝当地官员的谒见，直达龙云住所，与龙云在楼上密室长谈至深夜，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得到龙云的赞许，汪此时才如释重负。
1月19日，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教官的汪的另一内侄陈国张，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商洽包了一架飞机。汪精卫一伙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到达河内。汪在离开昆明前还电告蒋介石，说去昆明“飞得过高，身体不适且脉膊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飞渝。”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按照汪精卫集团的计划，他们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实力派进行千方百计的拉拢，以挖蒋介石的墙脚，当然其实质是破坏抗战。在唐生智等人工作下，龙云未能使汪的希望成为现实，张发奎等在蒋的严密监视下，仍留在抗战营垒中。
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盛怒之下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开除了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逃离重庆成功后，立即于1月日晚，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晃子下，提出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这项声明，对日军驻兵有一定的期限及期满后撤退，并且规定在和平条件实现之后，日本军队在协议以外地区，“立即开始撤退”等文字全部删除了。就连参加了重光堂会议的日方影佐祯昭都感到“苦恼”。
这时已经觉察到日本变了卦的汪精卫，此时叛国决心已定，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近卫声明一发表，他立即发电响应。198年1月7日，汪精卫亲信陈公博、陶希圣，带着他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亲笔信，以及响应近卫声明的电稿（即艳电）赴香港。
9日，在林柏生控制的《华南早报》上，发表了汪精卫的《艳电》。《艳电》是汪精卫集团向日本侵略者公开乞降，充满媚骨奴颜的臭名昭著的宣言书。他公开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根据，公然吹捧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而要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
《艳电》一炮出笼，广大人民怒火中烧，一股反汪讨逆的巨大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海外华侨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其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曾被汪精卫寄予厚望的南方等地军阀，也通电“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臭名***之际，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之时，蒋觉得事情远比自己希望的严重极了。遂于199年的元旦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汪精卫。最后以“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由，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蒋介石见软的不行，就下决心用硬的一手。汪精卫已酿成大害，不除则后患无穷。蒋为了根除后患，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派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陈恭澍入河内执行刺杀汪的计划。陈恭澍率王鲁翘、方炳西等人，入河内对汪的行踪与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戴笠本人也曾亲自到河内高朗街察看地形，部署刺杀事项。此时汪精卫夫妇住在高朗街7号。军统特务们不仅摸清了7号周围的环境及住宅内情况，也掌握了汪精卫等人的生活起居规律。
月0日午夜，陈恭澍率王鲁翘、唐英杰、张逢义、陈步云等7人，直往高朗街7号。次日凌晨时半左右，陈恭澍以金钱支走了两名越南籍的便衣警察，暗杀活动便得以顺利进行。6名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笆，爬进花园，用人梯攀上窗门，再以钓索爬上三层，进入走廊。王鲁翘到一楼和二楼时将拦阻的汪宅人员击伤，迫使其缩进室内。王即直奔三楼汪精卫的卧房。
其实这房里住的已不是汪精卫。0日晚，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妻子由香港入河内，汪让出自己的大房间，以示对曾夫妇的关怀，而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由于房门锁住，王鲁翘等用斧头拼力在门上砍出一尺见方的窟窿，只见床下趴着一个人，王料定是汪精卫无疑，枪口集中向该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大功告成，立即撤离。
曾仲鸣胸部被击中枪，伤重毙命，成为汪精卫的替死鬼。由于此前汪的银行存款以曾仲鸣名义存入，这个汉奸临死前仍强撑身体，在支票上签字，使汪精卫的全部存款没有化为乌有。
月1日河内刺杀案后，汪精卫已成惊弓之鸟。
日本政府接获驻河内领事报告之后，即于月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影佐祯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安全地区。影佐通过当地领事馆和台湾拓殖公司，保护汪于199年4月5日乘小船逃出河内，于5月6日到达上海。
于政治引卖国汉奸的同时，日军开始筹备局部进攻，以求达到震慑国军的目的。那么，日军的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