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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阁 www.bqgkk.com,新战国策——二战风云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人口以下。敌后可耕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毁灭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对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容怀疑的。但他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军事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因而,国民政府不仅继续停止发放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胡宗南所部十几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和经济联系。

    日军在总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经验后认为: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他们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势,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

    从1941年月到194年1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5次,推行以**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

    在其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X党人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游击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

    对抗日根据地,则不断进行蚕食,并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中共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决定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求不断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中共认为,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严格实行精兵简政。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

    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年春到194年末,新四军也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方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他们安全回到原地,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策略,打击了日伪军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战斗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队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并引导他们在实当范围内为抗日作一些有益工作。

    这部分人民武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动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展开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从1941年至19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万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万1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1941年8月1日,日寇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杀害,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本斋的母亲痛斥日寇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共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因素,共渡难关。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势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共的军队克服了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得以改善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月起,王震率第59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X东、张闻天、朱德、任弼时等,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年到1944年的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了耕一余一。八路军第59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58%,194年降至不足9%。从194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照此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中共终于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困境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了。

    就在此时,抗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为了扭转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集中了近百万大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使中共再次得到了大发展机遇。

    在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家联盟建立的同时,国际外交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处理与英美苏等大国间的关系,确立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那么,在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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