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_分卷阅读_6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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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 -->>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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