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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多少要涉及一些的。何况他还对中国历史十分感冒，自然偷偷补充了不少课外知识。
良久，弘毅突然记起季开生那日转述朱之锡的一番言论，如获至宝一般，再次开口说道：
“正是谈老先生史德和史义高尚，您才能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顺治四年八月，您的书稿被盗，可谈老先生，您！居然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再经四年努力，终完成新稿。顺治十年，年至花甲的您，携再稿远涉北京，一年多来，走访故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亲历前朝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您还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才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这，不就是史德与史义的集大成嘛！”
弘毅说完，站起身来，深深一躬，然后就盯着谈迁的脸庞，观察着他神情由惊到悲，由悲到哀，由哀到喜，最后终于从难掩喜悦到“於其心有戚戚焉”！
“贝勒爷，谈迁受教了！”终于，一旁的老谈头终于恍然大悟一般，一下子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冲着下手两岁的孩子拜了下去。
贝勒爷？老谈头改了称呼了？弘毅闻听此言，喜出望外！
又成了！
这读书之人，最讲究一个心高气傲。
自称“江左遗民”的谈迁，念念不忘亡明的正统，那弘毅就来一个正本清源；耿耿于怀满清的蛮夷，难弘毅就用一招大同世界。前两招下来，谈迁虽然有些醒悟，但基于对满洲蛮子的不屑，他还保有着对自己学问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如果你是一个草包，那前面说多少也是白费！
于是，弘毅果断用后世一百年之后的“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用先进打击后进，用电子点火冲击钻木取火，就如同两百年后英吉利坚船利炮给大清国人带来的惊醒一样，章学诚、冯友兰先生的高论，折服一个谈迁还是轻而易举的。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一般，一屋子文化人热火朝天的议论起来。一个多时辰之后，在小玄烨的主持之下，学术研讨会达成了以下几项基本共识：
其一，谈迁同意入大清内涵林国史院，任编修一职，专司修订前明史书，包括他自己的《国榷》。
其二，关于书名，朱之锡、季开生主张改名为《明史榷》，弘毅力排众议，坚持《国榷》二字。他的理由是：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虽然以明史为主，却也涉及部分元史与清初之事。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而，《国榷》中的“国”，不能专指明朝一代，而是作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
其三，将来《国榷》进一步修订，并增补顺治朝至今之史料后，奏请皇上钦定刊印，广播天下。
弘毅知道，亡明“遗民”这一康熙朝的历史老大难问题，在今天被自己终于如愿打入了一枚大大的楔子！
[1]“榷”字很有意思，现在常用“商榷”一词，却少有人追根问底——榷[què]〈名词〉
字从木从寉[hè]。“隺”本义为“长颈（鸟）”。“木”与“隺”联合起来表示“一种像鹤颈那样又细又长的可以抬起放下的独木桥。”其本义为：活动独木桥（独木的一头有支点，设在城门口，另一头连接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由城门上面的值班士兵掌握）。榷不是常设的固定的独木桥，而是像鹤颈那样可以灵活升降起伏的活动独木桥，设在城门口，由守城士兵掌控。很遗憾，这一点，古文献没有指出来。如果细长的独木桥常年水平地横架在溪沟的两边，它就没有竖立起来的机会，那么它的名字“榷”中的“隺”的意义就体现不出来了。如果是常设木桥，没有必要做成独木的，应该做成宽木桥。“榷”是独木桥这一事实，正反映出它比较轻巧，便于人力操控升降的特点。而由于要使用操控者的人力，要过“榷”的生意人只有耐心同操控者商量一个过桥费的价格。所以古人留下了“商榷”一词，最初表示过桥税费数额可以“讨论”，后来推广为一切问题的“讨论”。“榷”有“税”的含义，即来源于此。
[2]后世统一叫做《明实录》。
[3]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在1947年著《中国哲学简史》的“作者自序”中所说，借用一下。
[4]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
[5]此论断详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
[6]郑樵是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
《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7]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江右民系。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也是多少要涉及一些的。何况他还对中国历史十分感冒，自然偷偷补充了不少课外知识。
良久，弘毅突然记起季开生那日转述朱之锡的一番言论，如获至宝一般，再次开口说道：
“正是谈老先生史德和史义高尚，您才能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顺治四年八月，您的书稿被盗，可谈老先生，您！居然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再经四年努力，终完成新稿。顺治十年，年至花甲的您，携再稿远涉北京，一年多来，走访故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亲历前朝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您还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才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这，不就是史德与史义的集大成嘛！”
弘毅说完，站起身来，深深一躬，然后就盯着谈迁的脸庞，观察着他神情由惊到悲，由悲到哀，由哀到喜，最后终于从难掩喜悦到“於其心有戚戚焉”！
“贝勒爷，谈迁受教了！”终于，一旁的老谈头终于恍然大悟一般，一下子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冲着下手两岁的孩子拜了下去。
贝勒爷？老谈头改了称呼了？弘毅闻听此言，喜出望外！
又成了！
这读书之人，最讲究一个心高气傲。
自称“江左遗民”的谈迁，念念不忘亡明的正统，那弘毅就来一个正本清源；耿耿于怀满清的蛮夷，难弘毅就用一招大同世界。前两招下来，谈迁虽然有些醒悟，但基于对满洲蛮子的不屑，他还保有着对自己学问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如果你是一个草包，那前面说多少也是白费！
于是，弘毅果断用后世一百年之后的“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用先进打击后进，用电子点火冲击钻木取火，就如同两百年后英吉利坚船利炮给大清国人带来的惊醒一样，章学诚、冯友兰先生的高论，折服一个谈迁还是轻而易举的。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一般，一屋子文化人热火朝天的议论起来。一个多时辰之后，在小玄烨的主持之下，学术研讨会达成了以下几项基本共识：
其一，谈迁同意入大清内涵林国史院，任编修一职，专司修订前明史书，包括他自己的《国榷》。
其二，关于书名，朱之锡、季开生主张改名为《明史榷》，弘毅力排众议，坚持《国榷》二字。他的理由是：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虽然以明史为主，却也涉及部分元史与清初之事。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而，《国榷》中的“国”，不能专指明朝一代，而是作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
其三，将来《国榷》进一步修订，并增补顺治朝至今之史料后，奏请皇上钦定刊印，广播天下。
弘毅知道，亡明“遗民”这一康熙朝的历史老大难问题，在今天被自己终于如愿打入了一枚大大的楔子！
[1]“榷”字很有意思，现在常用“商榷”一词，却少有人追根问底——榷[què]〈名词〉
字从木从寉[hè]。“隺”本义为“长颈（鸟）”。“木”与“隺”联合起来表示“一种像鹤颈那样又细又长的可以抬起放下的独木桥。”其本义为：活动独木桥（独木的一头有支点，设在城门口，另一头连接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由城门上面的值班士兵掌握）。榷不是常设的固定的独木桥，而是像鹤颈那样可以灵活升降起伏的活动独木桥，设在城门口，由守城士兵掌控。很遗憾，这一点，古文献没有指出来。如果细长的独木桥常年水平地横架在溪沟的两边，它就没有竖立起来的机会，那么它的名字“榷”中的“隺”的意义就体现不出来了。如果是常设木桥，没有必要做成独木的，应该做成宽木桥。“榷”是独木桥这一事实，正反映出它比较轻巧，便于人力操控升降的特点。而由于要使用操控者的人力，要过“榷”的生意人只有耐心同操控者商量一个过桥费的价格。所以古人留下了“商榷”一词，最初表示过桥税费数额可以“讨论”，后来推广为一切问题的“讨论”。“榷”有“税”的含义，即来源于此。
[2]后世统一叫做《明实录》。
[3]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在1947年著《中国哲学简史》的“作者自序”中所说，借用一下。
[4]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
[5]此论断详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
[6]郑樵是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
《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7]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江右民系。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