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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不求的戴明说。十分享受此时的氛围，反而更加器宇轩昂、淡定自若。
“你还要狂悖到何时？难道还要在这殿堂之上玷污圣听不成？皇上……”刘昌也听不下去了，趋前讨要严惩戴明说的圣旨。
“诸位！朕历来不因言获罪，各位稍安勿躁。”福临果断制止了有些混乱的场面。
“但，朕更不是闭目塞聪、香臭不辨的昏君！戴明说，下面你若是巧舌如簧、言之无物，朕可有的是法子拿办与你！”皇帝突然严肃起来，而且将表字改成了姓名。
“臣谨记皇上训诫！”戴明说立即换作惶恐之色，跪地叩拜。再起身之时，却依旧是器宇轩昂的做派！
这老兄意欲何为？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弘毅也是十分疑惑。但还是决定耐心听听戴明说的“高谈阔论”。至少也是个“奇谈怪论”——
“义利之论，其实孔门儒家多有论及，各位达人切不可以偏概全，还要统筹才好！”戴明说又一次看了一眼对面的弘毅。可小爷此时却有些愣神——这句开场白为何如此熟悉？
“儒学乃是入世大学。其中精妙之处数不胜数。义、利之察辩更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伦理、道德。是我等儒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之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本指常人所需之物，后随民力之足、民生之优而演化为盈余之‘利’，上古之时诸利皆为公，绝无私利。然礼崩乐坏之后，私利大行其道，逐利之心四起，以至于大道不行、大义不倡，故而孔子才多有论及这义利之事。”——弘毅依然听着耳熟能详的样子！
“故而，臣窃以为，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之存在必定合理，这在诸贤论著之中皆有揭示。譬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持国之时更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民人生计。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民人之生计利益，其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就连适才胡大人提及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而，纵论儒家义利之观，求利与否并不重要，义、利两者孰轻孰重，才是核心所在。”——弘毅听完这熟悉的一段，彻底冒汗了！
“儒家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底线与衡量，不可折损他人之利，更不可轻了家国之根本，是为士子、庶民皆应信守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臣以为，义利之辩，应化为两处紧要所在：一者，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三纲为本，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必应限制自我之一己私欲。一者，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尤其在面对大义与重利之时，何去何从？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何为微义轻利？何为大义重利？”戴明说设问之时，弘毅已经彻底明白了……
“臣以为，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士子业精于勤、农人勤奋劳作、工匠精益求精、商贾诚信经营，四民日积月累、蒸蒸日上，此为轻利。”
“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是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人人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说完最后一句，戴明说倒头便拜！
而御阶之上的小贝勒爷，终于明白——自己在松竹斋的大谈义利观之举，被戴明说知道了个一清二楚，引申得不偏不移！怪不得他前面论及之处和自己多有吻合！
[1]九服，愿意为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后泛指全国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可见，九服由里至外、由近及远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种格局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例如九服中的“蛮”、“夷”、“镇”、“藩”，就有越来越瞧不起的意思了。蛮夷就不必说了，后面的“镇”是“压服”、“威服”的意思，“藩”就是扎的藩篱，引申为“屏障”，意思就是边界要扎篱笆，因为外面的就不是人住的世界了。(未完待续。。)
ps：利用中午午休仓促写就一篇，多有谬误，看官勿怪！晚上熬夜写下一章去了……
人死不求的戴明说。十分享受此时的氛围，反而更加器宇轩昂、淡定自若。
“你还要狂悖到何时？难道还要在这殿堂之上玷污圣听不成？皇上……”刘昌也听不下去了，趋前讨要严惩戴明说的圣旨。
“诸位！朕历来不因言获罪，各位稍安勿躁。”福临果断制止了有些混乱的场面。
“但，朕更不是闭目塞聪、香臭不辨的昏君！戴明说，下面你若是巧舌如簧、言之无物，朕可有的是法子拿办与你！”皇帝突然严肃起来，而且将表字改成了姓名。
“臣谨记皇上训诫！”戴明说立即换作惶恐之色，跪地叩拜。再起身之时，却依旧是器宇轩昂的做派！
这老兄意欲何为？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弘毅也是十分疑惑。但还是决定耐心听听戴明说的“高谈阔论”。至少也是个“奇谈怪论”——
“义利之论，其实孔门儒家多有论及，各位达人切不可以偏概全，还要统筹才好！”戴明说又一次看了一眼对面的弘毅。可小爷此时却有些愣神——这句开场白为何如此熟悉？
“儒学乃是入世大学。其中精妙之处数不胜数。义、利之察辩更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伦理、道德。是我等儒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之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本指常人所需之物，后随民力之足、民生之优而演化为盈余之‘利’，上古之时诸利皆为公，绝无私利。然礼崩乐坏之后，私利大行其道，逐利之心四起，以至于大道不行、大义不倡，故而孔子才多有论及这义利之事。”——弘毅依然听着耳熟能详的样子！
“故而，臣窃以为，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之存在必定合理，这在诸贤论著之中皆有揭示。譬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持国之时更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民人生计。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民人之生计利益，其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就连适才胡大人提及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而，纵论儒家义利之观，求利与否并不重要，义、利两者孰轻孰重，才是核心所在。”——弘毅听完这熟悉的一段，彻底冒汗了！
“儒家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底线与衡量，不可折损他人之利，更不可轻了家国之根本，是为士子、庶民皆应信守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臣以为，义利之辩，应化为两处紧要所在：一者，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三纲为本，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必应限制自我之一己私欲。一者，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尤其在面对大义与重利之时，何去何从？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何为微义轻利？何为大义重利？”戴明说设问之时，弘毅已经彻底明白了……
“臣以为，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士子业精于勤、农人勤奋劳作、工匠精益求精、商贾诚信经营，四民日积月累、蒸蒸日上，此为轻利。”
“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是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人人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说完最后一句，戴明说倒头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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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服，愿意为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后泛指全国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可见，九服由里至外、由近及远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种格局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例如九服中的“蛮”、“夷”、“镇”、“藩”，就有越来越瞧不起的意思了。蛮夷就不必说了，后面的“镇”是“压服”、“威服”的意思，“藩”就是扎的藩篱，引申为“屏障”，意思就是边界要扎篱笆，因为外面的就不是人住的世界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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