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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争斗。在利玛窦入华不久就展开了。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天主教“华化”争论的第一人。他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主神”（deus）译为“陡斯”。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天主教礼仪“华化”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月3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稳固下来，但深层面的隔阂却一直悄悄躺在那里，谁也不愿意轻易触动，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出... -->>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争斗。在利玛窦入华不久就展开了。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天主教“华化”争论的第一人。他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主神”（deus）译为“陡斯”。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天主教礼仪“华化”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月3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稳固下来，但深层面的隔阂却一直悄悄躺在那里，谁也不愿意轻易触动，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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