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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分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用针线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揪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分。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像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治病。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像模像样。50年代初，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监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新政府当家，样样好，就是他个人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会门，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帮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像这么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劳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让他回重庆，交给街道“管制”。
他说：“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几个月！”母亲正在苦想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说，他已没去处了，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就把一楼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住。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
母亲还没听完三姨夫的事，就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有男有女。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留下也没人敢给阶级敌人上户口！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还不快些赶走他，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机会，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
邻居们还算对我三姨夫客气，没直接去赶他轰他。母亲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三姨夫已经走掉了。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亲追上了。坡上坡下，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吃嫩叶还不到时候。母亲拿出两元钱递过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亲说你不收，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
三姨夫边收钱边说：“我这么落难，你还同情我。”
他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
两个星期后，母亲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听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果真如三姨夫说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房子分给了人。
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无处可去，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给定量的口粮。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飕飕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画一边说。
“尸体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出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
“我怎个就给他两块钱？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脚踩得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种地方，比死在露天还不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圆其说——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也太完美了点。她没有那么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头上随时可能有政治“辫子”。为了姐姐哥哥们，更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点，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这么说来，我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十五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儿，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幺儿和幺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地区叛乱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篷，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像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地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事与人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幺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有点像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怄气，总是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像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斗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像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噩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幺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
“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嘀咕，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乎乎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旧式裤子宽大容易掉，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儿来？
3
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模糊，扭动起来。我不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像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敞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脱掉衣服，换了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里，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此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两个男孩睡。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像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臊气涌过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各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一些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战。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像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社会主义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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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分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用针线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揪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分。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像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治病。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像模像样。50年代初，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监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新政府当家，样样好，就是他个人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会门，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帮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像这么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劳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让他回重庆，交给街道“管制”。
他说：“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几个月！”母亲正在苦想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说，他已没去处了，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就把一楼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住。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
母亲还没听完三姨夫的事，就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有男有女。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留下也没人敢给阶级敌人上户口！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还不快些赶走他，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机会，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
邻居们还算对我三姨夫客气，没直接去赶他轰他。母亲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三姨夫已经走掉了。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亲追上了。坡上坡下，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吃嫩叶还不到时候。母亲拿出两元钱递过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亲说你不收，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
三姨夫边收钱边说：“我这么落难，你还同情我。”
他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
两个星期后，母亲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听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果真如三姨夫说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房子分给了人。
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无处可去，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给定量的口粮。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飕飕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画一边说。
“尸体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出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
“我怎个就给他两块钱？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脚踩得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种地方，比死在露天还不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圆其说——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也太完美了点。她没有那么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头上随时可能有政治“辫子”。为了姐姐哥哥们，更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点，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这么说来，我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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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十五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儿，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幺儿和幺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地区叛乱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篷，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像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地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事与人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幺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有点像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怄气，总是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像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斗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像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噩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幺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
“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嘀咕，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乎乎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旧式裤子宽大容易掉，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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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模糊，扭动起来。我不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像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敞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脱掉衣服，换了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里，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此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两个男孩睡。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像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臊气涌过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各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一些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战。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像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社会主义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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